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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3页）

根据调查结果，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版本一里切换轨道开关的办法，而不会选择版本二里推倒一个无辜的人的办法。对道义论哲学家而言，这或许会带来完美的感觉：把无辜的人推倒在有轨电车前是错误的，即便那样做可以拯救更多的人，你也不应该那样做。而对结果论哲学家而言，这真令人困扰。两种做法事实上带来同样的结果：5条生命获救了，一条生命牺牲了。如果行为必然按照其结果来判断的话，那么切换轨道开关和推倒一个无辜的人都应该是同样有益的（或者同样有害的）。

善良与邪恶（3）

有趣的是，那些大脑额叶前部皮层受损的人们会更容易给出本质上更像结果论哲学家的回答：他们会切换轨道开关，也会推倒一个无辜的人。也许我也是这群人当中的一员，因为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些问题时，我觉得很显然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有道德上的义务为拯救5条人命而牺牲一条人命。事实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居然有人更不用说是大多数人会相信别的办法。

道德判断的前提失忆症原则

当然，如果我就是那个即将被人推倒在疾驰的有轨电车前的无辜牺牲者，那我的感觉会完全不同。但是，这是一个有关自身利益的问题，而非道德问题。道德判断的本质恰恰是它们必须和自身利益无关。

换句话说，你的道德判断是在你能够忘记自己是谁、忽略掉你遇到何种危急状况的前提下所作出的判断。我们是否有道义或责任向富人征税并分给穷人呢？我们应该去询问那些回答“不”的富人和回答“是”的穷人的动机。真正值得信赖的人是那种忘记自己是富有还是贫穷的失忆症患者。

这种“失忆症原则”是由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介绍给我们的。在转向经济学研究之前，海萨尼在他的祖国匈牙利获得了全国数学竞赛冠军，还获取了哲学博士学位。海萨尼曾经对这样的问题非常感兴趣：大家每年都赚5万美元好，还是我们当中的2/3每年赚6万美元而1/3的人每年赚4万美元好呢？当然，真正的问题在于，“更好”到底意味着什么？按照海萨尼的看法，更好的世界（按定义来说）就是你愿意投生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你不了解自己到底会成为2/3高等收入人群中的一员还是1/3低等收入人群中的一员。

你可以用这种措辞重新描述这个问题：在一个只拥有3个人（我们不妨称呼他们为曼尼、摩尔和杰克）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赚5万美元好，还是曼尼和摩尔赚6万美元而杰克只赚4万美元好？按照海萨尼的看法，最佳答案是当你陷入失忆症状态而忘记你自己是谁时所给出的答案。

但患失忆症后的思维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很难去信任人们对于“如果你陷入失忆症状态……”一类问题的回答。解决办法就是：忽略人们说什么，而去观察人们做什么。比如说，寻找一个正面对着两份工作二选一的销售人员，其中一份工作的待遇是5万美元年薪，另一份工作的待遇是2/3的机会拿6万美元年薪而1/3的机会拿4万美元年薪。他的选择会告诉你他更偏爱哪一种收入分配。而且如果你发现许多销售在类似的情况下都作出了类似的选择，你就有理由作出关于哪个世界更好的推断。

那是一个相当抽象的例子。在现实世界中，政策决策者没有得到可供选择的收入分配列表。他们反而会去设计像税收制度和福利方案一类的东西来间接影响收入分配。在1996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爵士和加拿大血统美籍经济学家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获奖的部分原因就是改写了海萨尼的“失忆症原则”以便应用它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政策问题。

我想把“失忆症原则”应用到有轨电车问题上。在版本一中，5个人被捆绑在一条轨道上，而另一个人则被捆绑在另一条轨道上。如果我以某种办法忘记了自己是谁，我至少知道，我在那5个人当中的可能性为我是那倒霉的另一个人的可能性的5倍。因此，如果你不去切换轨道开关的话，我死掉的可能性会增大5倍，因此我希望你去切换它。

善良与邪恶（4）

在版本二中，5个人被捆绑在一条轨道上，而另一个人正受到被推倒在疾驰的有轨电车前牺牲掉的威胁。我失忆症患者，知道我在那5个人当中的可能性为我是那无辜的即将被牺牲掉的人的可能性的5倍。因此，如果你不把那个无辜的人推倒在有轨电车前，我死掉的可能性会增大5倍，因此我希望你把他推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想法的动机是完全利己的，但实际上，它们很可能完全相反。只要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而且只要我是这些人当中任何一个的概率都相同），我的“利己”代表了每个人的利益。这正是作出一个道德判断所应该具备的，而且这就是我为什么相信在道义上我们有责任去切换轨道开关并且把无辜的人牺牲掉的原因。

哲学家与经济学家道德观的区别

现在，如果观众当中的哲学家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的话，他们会尽自己所能把我的推理推至极端而让我感到不舒服。比如，哲学家朱迪丝·贾维斯·汤普森（Judith Jarvis Thompson）提出了这个问题：